admin 语文山外青山楼外楼下一句，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虽源自王朝偏安，在社会历史上却绝非贫弱象征
坊间五千年：来自四邻八坊、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
在小学语文教材上，学习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(《题临安邸》)时老师会告诉我们：“作者是在抨击南宋王朝的一种偏安黑暗现实，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。”
不过在读过越来越多的史载后，不少人却对诗中景象产生了向往，后世不少著名楼台也被冠名以“楼外楼”、人们却丝毫不觉得突兀和难以接受。
一开始，人们都以为该诗作者林升是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墨客，很遗憾是，林升只是南宋文人中芸芸者之一罢，生平事迹亦不详。后人对其进行追根溯源的考古也是基于《题临安邸》这首诗的巨大影响力，最后结论也只是“苍南灵溪人、生活在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、无获取过功名的记录”。
事实上，南宋文人的这种以文喻政、抨击世态的做法非常普遍，一是由于统治者对文人墨客的管制比较宽松、第二点却为很多人所忽略，就是相对比较安平富足的一个社会现状。
唐宋两册《遗事》背后的繁华世态
历史上，五代时期的王仁裕曾写过一本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录唐代盛世时的逸闻遗事；同样地，元朝的刘一清也有这么一本《钱塘遗事》记载了南宋时期的相关社会状况。这两本“逸闻遗事”都存在着这样的背景共性、那就是“民生富足、社会太平”。
用今人话说，这也许就是“吃饱了没事做”，借古喻今、抨击时政就成了当时文人爱干的事情，《题临安邸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。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背后的偏安：王朝积弱非社会贫弱
从民族自尊角度看，南宋偏安自是一种耻辱，然而这样的“辱”多是基于靖康之耻、南宋士人倡导北伐也多出自这样的自尊心。“偏安”的缔造者宋高宗，我们能说他没自尊心么？若果没有的话，他或许早就投降了、也不会组织过多次抵御战争；作为皇帝，他的“偏安”也许有过太多纠结及全盘考量。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背后的百业实况
不考虑偏安背景的话，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无疑是一派盛世繁荣景象、事实上，一个贫弱的社会里也无法产生这样的盛况。我们可以说，从王朝统治、民族自尊角度，南宋王朝确实是“积弱”了，不过这样的“弱”却又与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形成了强烈对比，到底这是真贫还是假弱呢？
以近代范例来看，美国社会在历次“经济萧条”期间都衍生出繁盛的文艺景象，无事可干的人们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电影，这在无形中也催生出“第三产业”的兴盛。从时人的角度出发，“失业了、没事干了”当然是一种经济危机，但后世经济学家就未必这么认为了：因为短暂的“经济失衡”，正是衍生其他产业的最佳契机，长远而看，这对整个社会无疑是具有相当正面意义的。
当代经济学诞生于美国，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待南宋，那时期绝非社会贫弱，而是世界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兴盛典范。人家老外自然不会关心南宋士人的那种自尊心，所以，“王朝积弱”在他们的社会经济概念中就不是个事。
在经济学概念上，南宋民生绝对是历史上的强者
《钱塘遗事》里的“淳熙盛事”：“偏安”也是百姓所需的太平
“宋孝宗御宇，高宗在德寿，光宗在青宫，宁宗在平阳邸，四世本支之盛，亘古未有”，这是《钱塘遗事》卷二里的精辟记载、也是“淳熙盛事”的核心。
宋人总结说：“天意分明昌火德，诞辰值世总丁年”，这是因为宋高宗生于丁亥、宋孝宗生于丁未、宋光宗生于丁卯，“丁年”之说由此而来。《李陵答苏武书》中，李陵曾说“丁年奉使，皓首而归”，当中的“丁年”也喻指年少丁盛，故而淳熙年间的“丁年”现象无疑是一桩盛事了！
南宋时的“偏安”自是相对于北伐而言，“北伐”在时候称“恢复”。“高宗之朝，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；孝宗之朝，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”。这是后世对南宋偏安的最中肯结论，因而宋孝宗淳熙朝的“恢复之志”也被添加了一种悲壮色彩。
“无恢复之臣”的宋孝宗北伐失败得颇具悲壮色彩
既无以北伐，搞好民生也是为君者的重要工作。于是宋孝宗赵昚积极整顿吏治、裁汰冗官、惩治贪污，开创出了“乾淳之治”的局面，这对百姓无疑是一幸事、“偏安”也成了百姓太平所需的一个偏苦名词。当这样的太平盛世与“诞辰值世总丁年”一对应，难怪宋代的文人墨客也为宋孝宗抱不平了：其非屈己请和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。惜哉！
《题临安邸》的作者林升就生活在宋孝宗年间，他的“山外青山楼外楼、西湖歌舞几时休”，其实是针对宋高宗一朝“无恢复之君”的抨击：不思收复中原失地，只求苟且偏安，对外屈膝投降，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。
然而这一切在宋孝宗时期均已获得了纠偏，岳飞被平反了、“隆兴北伐”也尝试过了，“无恢复之臣”真非宋孝宗之过呀。
南宋文人墨客边喝酒边抨击“偏安”的世态
南宋时抨击时政的文人墨客自然不仅林升，最著名的当属辛幼安(弃疾)。“君不见，玉环飞燕皆尘土，闲愁最苦”，这首《晚春词》正是辛弃疾写于淳熙六年(1179年)。辛弃疾自1162年渡淮水、归南宋后，他在十七年来的抗金主张一直未获朝廷所采纳，故而迸发出“闲愁最苦”的呐喊。所幸隆兴元年(1163年)，“隆兴北伐”就展开了，辛弃疾的抨击也算是得到了回应。
隆兴北伐又称隆兴恢复，最后终止于“隆兴和议”，这正是该时期“无恢复之臣”的现实写照；单靠辛弃疾等一己爱国志士，始终都敌不过朝廷中的主和力量。
“乾淳之治”正产生于北伐失败的背景下，当时民和俗静、家给人足、牛马遍野，南宋的文人墨客们正是如此边喝酒边抨击“偏安”、宋代文坛的盛况，不可谓与之不相关。
南宋文人墨客抨击偏安的愁怀：解衣市酒，勉强迎欢
《梦粱录》里有记：“虽陋巷贫窭之人，解衣市酒，勉强迎欢，不肯虚度”，这就是一种借酒消愁的世态。抨击偏安、抨出了繁盛的文坛；借酒消愁，其背后则是一种偏安带来的繁盛安宁，这是让文人们多纠结的世态呀！我们常说民国期间国学繁盛，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何尝不也正是在这种无力状况下“愁怀己见”？
清代《海上花列传》里说，文人墨客“置国事于不问，整天吃花酒”，此书虽衍生出“文人墨客”一词，不过对其的描述却完全失去了历史准绳！
《绍兴和议》下的宋金势均力敌，缔造出“楼外楼”的盛景之象
从历史上看，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里的钱塘盛况是出于《绍兴和议》下的偏安，而这样的偏安其实确有无奈。
《绍兴和议》争议巨大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观点迥异
在和议之前，宋金双方势均力敌交战多年，除了不断消耗战争物资之外，对双方则全无半点好处。金国在交战中知道南宋实力依然很强、宋高宗也知道如此战下去于己无益，所以“偏安”其实是宋金双方共识下带来的一种长治久安。
《钱塘遗事》里描述了临安城一带各种社会景致及朝野逸事，当中氛围显然无法在战争背景下形成，“楼外楼”的盛景，本质上就离不开势均力敌下的这种偏安。“势均力敌”也意味着这样的均衡不会被轻易打破，这何尝又不是岳飞等人“打出来”的结果？有了这样的均衡，宋金双方都安于这样的状态，宋高宗自然不同意再让“主战派”将此均衡打破，从而出现了“对内残酷迫害爱国人士”一举。
从韩世忠等抗金将领“得以善终”的角度看，当时的举措确是针对破坏和议而为，宋高宗要的就是保持那样的均衡。
文人墨客们也许忽略了，“男耕女织”才是真正属于百姓的民生
撇开这些历史背景再看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的话，这就难怪后人对“楼外楼”景象甚为向往了！假如过于计较各种历史背景，今日的上海外滩、广州沙面等均是“屈辱时代下的产物”，那我们是否都要敬而远之了呢？“楼外楼”同样如是而已。
事物本是好的，仅是缔造它的历史有瑕疵，让这些历史彻底“成为历史”、这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真义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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